近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向四川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形成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

　　故意“牌下放水”，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地给官员“输”钱；官员公权私用为下级或商人办事，授意从商的亲属子女替其收回人情钱……一段时间以来，反腐组合拳密集出招，也让官商、官员之间“勾肩搭背”、非正常利益往来的“暗道”浮出水面。

　　专家称，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非正常利益往来花样越来越多，应警惕腐败形式由原来的公开变为秘密，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单兵作战变为家庭、家族、利益团体参与。

　　官员“身边人”成贪腐“暗道”重灾区

　　9月下旬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发力，刘铁男案开庭审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活动清单亮出，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发出，张曙光受贿案一审宣判……

　　梳理这些可以发现，除了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商、官员之间“勾肩搭背”、非正常利益往来的“暗道”也逐渐浮出水面。

　　刘铁男案检方起诉书显示，在直接收受钱款的同时，儿子、车子、位子、房子，都成为输送贪腐利益的“暗道”。

　　刘铁男利用职务便利，为商人宋作文、孙永根、张爱彬、张房有、邱建林等提供方便。作为回报，宋将750万元汇入刘铁男儿子刘德成控制的公司账户；孙出资33万余元为刘德成购买轿车；张爱彬将新成立公司股份的30%赠予刘德成，后出资1000万元回购股份；张房有将刘德成安排在广汽集团下属某公司工作，挂名领取薪金121万余元；邱为刘德成购买别墅、跑车，刘铁男对此均知情。

　　张曙光的情妇罗某，也成为有心人攻其软肋、俘获“官心”的重要“暗道”。

　　2007年12月，罗某到香港玩，商人杨建宇让下属陪罗某。罗某看中一款价值20多万港币的手表，杨的下属马上掏钱给罗买下。一次张曙光、罗某和杨在一起吃饭，罗某提出想换车，杨将此事记在心中，

　　三人再次吃饭时，在酒店停车场，杨将30万元现金交给罗某。罗某提出，自己工资不高，杨马上请罗某到他北京的公司上班，并共支付大概34万元的工资，其作证时表示，罗某从未做任何工作，聘她纯属为讨好张曙光。

　　无独有偶，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看，官员“身边人”已成贪腐“暗道”重灾区。

　　通报显示，14个巡视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

　　一些身边人“暗道”甚至通到了境外。

　　有媒体曾爆料，摩根大通等外资企业或存在通过聘用内地高官子女，协助公司获取利益丰厚生意等问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对身边人的违规行为，领导干部大多心知肚明，他们最终辩解称不知情，不值得信任。领导干部及身边人往往形成利益同盟，对其违规行为或直接参与，或默许、纵容。”

　　见光死的贪腐“暗道”还有哪些

　　“‘身边人’成贪腐‘暗道’重灾区，属于腐败变异的新形式，是由单兵作战变为家庭、家族、利益团体参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提醒，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非正常利益往来花样越来越多，由原来公开变为秘密，简单变为复杂，科技含量低变为科技含量高。

　　据了解，除官员“身边人”外，贪腐利益输送的“暗道”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官员到企业或协会兼职。在位时利用职权为企业或协会开绿灯，退休后到其任职，享受以权力换利益的“后置福利”，领取高额报酬，报销吃喝费用，甚至成为腐败掮客。

　　十八大以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出的208个巡视组，其中就发现“有的领导干部利用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利益输送”。

　　——参与各类形式的赌博。权钱交易披上“玩牌”外衣，有心人通过赌博向需打通关节的官员“输”钱。

　　中央晒出的教育实践活动清单显示，活动开展以来，“整治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涉及7162人”。有媒体梳理各地晒出的整改成绩单发现，党员干部参赌涉赌问题在30多个省区市均有出现。

　　——低价过户车、房等物产，赠送干股或隐名合伙。有心人将物产按照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过户给特定目标对象；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特定目标对象的物产。赠送干股或让特定目标对象到公司隐名合伙，以此进行利益输送。

　　浙江省检察院公布的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原主任李震范受贿案材料显示，李在担任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期间，以低价购房形式收受市房管局原副局长张新贿赂414.5万余元，并利用职务便利，为张在职务提拔、违法申购拆迁安置商铺等方面谋利；同时，利用分管某银行组织人事的职务便利，以高价卖房形式索取该银行贿赂753.7万余元。

　　——子女教育及就业。个别行贿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替受贿方交纳择校费，或仅凭人情关系为对方提供子女教育及就业上的帮助。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曾查办过这样一起商业贿赂案件：北京某公司业务经理王某，希望从主管项目审批工作的某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张某处获得业务机会。在得知张某孩子面临升学问题后，王某通过自己的关系成功帮张某孩子进入名校就读，王某所在公司也“如愿”获得一些项目。

　　——形式多样的“雅好”。高价邀请官员题字、赠画，赞助摄影器材、办展、出版影集等。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原书记、原副主任秦玉海在接受《中国摄影家杂志》访谈时曾公开坦承,摄影器材上由“他人”提供帮助。据了解,这个“他人”是当地一位商人。该报道同时援引一位摄影界专业人士爆料称，“摄影协会一般特别欢迎领导干部入会,还往往会推举他们当会长、副会长”，原因是有利于开展活动,靠他们的关系可以轻松筹钱、办事。

　　其他，如资助官员“成长”及“上位”、提供情色服务等也成为贪腐利益输送“暗道”。

　　多管齐下，铲除隐秘腐败土壤

　　“这些‘暗道’可能存在于官官之间，也可能存在于官商之间。”庄德水分析认为，相比前者，后者的监管难度更大。

　　“‘暗道’不管表现为什么形式，本质上都是腐败。”杨伟东表示，这说明反腐面临严峻形势。

　　反腐永远在路上。庄德水建议，面对新的腐败形式，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新手段。一是要加大惩处力度，对类似“暗道”发现即严惩；二是要完善必要的机制制度，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同时监管其身边人的从业及经商行为。

　　记者了解到，一些利益输送“暗道”往往打法律的“擦边球”。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但若行受贿双方就离职后收受财物单独进行约定，或者缺少相关旁证，行受贿双方又达成攻守同盟，办案机关如何证明双方存在“约定”以及“约定”的内容存在巨大困难。

　　如何让制度的“硬杠杠”管住七十二变的“软贿赂”？

　　杨伟东提出，首先，措施要有针对性，如修改完善刑法有关规定。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中，把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就把现实中的利益输送变体纳入进去了。”他表示，这就是根据利益输送方式作出的变化。“那么情人、美色算不算，礼金算不算？未来还需作更周密的规定。”

　　其次，要利用新型科技手段反腐、侦破。“对这些‘暗道’，难就难在能不能发现并收集到证据。所以在侦办方式方法及证据的收集中，应当总结新的经验，跟上反腐步伐。”

　　“根本还是要管住权力。”多位专家呼吁，对花样繁多的利益输送“暗道”，除了在末端上“堵”，还要从前端“防”，多管齐下，铲除隐秘腐败土壤。

　　杨伟东表示，除了从权力运行上不给滥用机会，还应从制度上提高公务员合理待遇，使其从内心不愿腐；从思想观念上加强教育引导，使其不想腐。

　　“如果仍然是猫和老鼠的模式，老鼠会越来越聪明，猫的技能也会越来越高，但永远都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他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也增加规定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

　　这些都表明，在法治的天空下，贪腐利益的输送“暗道”将再难有藏身之地。（记者 王彧）